
侵华日军将领川久保镇马中将,曾以第九师团作战参谋和第十五师团参谋长参加了侵华战争,其最后一个军职,是担任第五十一师团步兵团长,最终在新几内亚岛向澳军缴械投降。
川久保镇马(1891—1979)是日本东京人,1891年1月24日出生,1915年5月25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7期步兵科, 与高桥坦、佐久间亮三、芳仲和太郎、绫部橘树、四手井纲正、楠山秀吉、朝野寅四郎、辰巳荣一、栗栖猛夫、久野村桃代、谏山春树、佐佐真之助、井桁敬治、纳见敏郎、石川浩三郎、内田银之助、小堀金城等人同学,同年12月25日晋升步兵少尉。
1925年12月26日,川久保真马又考入了陆军大学校第40期,与山田国太郎、寺田雅雄、今井武夫、片仓衷、额田坦、深堀游龟、村田定雄、千叶熊治、关根久太郎、长勇、川本芳太郎、山崎正男、马场英夫、三宫满治、工藤良一、坂间训一、山田清卫、中村镇太郎等人同学,并于1928年12月12日毕业。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川久保镇马以步兵中佐军衔,在第九师团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辅佐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和参谋长中川广大佐,该师团于1937年9月23日从大阪乘运输船出发,并于9月27日从上海吴淞口登陆。
第九师团登陆之后,协同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第一零一师团参加了刘行和塘桥之战,此后又先后在顿悟寺、蕰藻浜、大场等地与中国守军激战, 直到日军第十军从杭州湾登陆,中国军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才开始逐次撤退,第九师团攻入上海市区。
上海沦陷之后,第九师团与第三师团相互协同,继续追击正在后撤的中国军队,并相继攻陷了太仓、昆山、吴江等地,并于11月19日占领了苏州城。
第九师团曾在苏州大肆进行烧杀抢掠,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这与吉住良辅、中川广和川久保镇马等人的纵容是分不开的,第九师团对苏州的屠戮,一点也不逊色于日后的南京大屠杀,只是南京的屠戮规模太大并广为人知而已。
从1937年12月1日起,第九师团在第三师团鹰森孝的步兵第68联队协同之下,兵分两路向南京攻击,一路以秋山义兑的第6旅团横渡太湖,一路以井出宣时的第18旅团沿太湖北岸进攻无锡,这两路日军在常州汇合之后,又沿金坛、天王寺、淳化公路攻击前进,很快就攻击到南京外围的淳化镇。
1937年12月7日,第九师团开始向南京东南部发起攻击,并相继攻克了高桥门、七桥瓮、中和桥、大校场机场、通光营房一线,及至12月9日,胁坂次郎的步兵第36联队,率先攻击了光华门和通济门,尽管中国守军顽强抵抗,但最终还是被日军攻破城池,南京城于12月13日傍晚沦陷。
在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屠城”命令下,第九师团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对手无寸铁的中国战俘和百姓实施杀戮,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元凶师团之一,而川久保镇马作为第九师团司令部作战参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必须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38年2月14日,第九师团被编入华中派遣军作战序列,为了打通津浦铁路线,由寺内寿一指挥华北方面军实施主攻,并由畑俊六指挥华中派遣军担任助攻,日军这两大军事集团联手组织了“徐州会战”,实施南北对进的作战计划,以实现华东占领区与华北占领区连成一片。
第九师团与荻洲立兵的第十三师团相互协同,开始北渡长江向北进攻,由第六师团坂井德太郎旅团和第一零一师团佐藤正三郎旅团进行策应,向北推进的日军攻击至安徽池河东岸藕塘、明光一线,之后又向凤阳、蚌埠挺进,中国军队在逐次抵抗中后撤,日军又分别在蚌埠、临淮关等地强渡淮河,向北岸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双方最终相隔淮河进行短暂对峙,也只是迟滞了日军南北汇合的速度,寺内寿一和畑俊六最终还是在徐州机场会师。
1938年7月15日,川久保镇马被晋升步兵大佐,并被调回日本,接替北川一夫大佐出任第九师团留守师团参谋长,期间先后辅佐留守师团长安藤纪三郎预备役中将和常冈宽治中将。
1939年7月12日,川久保镇马接替寺垣忠雄中佐出任第九师团步兵第6旅团步兵第35联队长,此时的第九师团刚被调回日本国内进行战后休整,同年12月1日,由樋口季一郎中将接替吉住良辅继任师团长。
1940年9月9日,川久保镇马被调到了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接替大野武城大佐出任第十五师团参谋长,辅佐时任师团长熊谷敬一中将,该师团是于1938年4月4日在名古屋恢复番号的,下辖步兵第51联队、步兵第60联队、步兵第67联队及野炮兵第21联队等部队,此时正驻屯在镇江、常州、南京附近,并担负芜湖至南京铁路的警备任务。
1941年8月20日,由酒井直次中将继任第十五师团长,川久保镇马继续辅佐之,对南京周边进行“扫荡”和“清乡”,实施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纵容其麾下部队开展奸淫比赛,并以“老虎”、“豹子”和“豺狼”评出一、二、三等奖给予物质奖励,以致日军官兵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成群结伙地奸淫和杀戮当地妇女,其所犯罪行简直令人发指,比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奸淫有过之而无不及。
1941年9月,第十五师团又对“溧阳地区”进行“扫荡”和“清乡”,11月27日深夜,由3000多日伪军组成的“清乡”部队,与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在溧阳塘马村发生遭遇战,当时正值“皖南事变”不久,新四军正处在恢复建设时期,这次遭遇战导致新四军第六师参谋长兼第十六旅旅长罗忠毅、第十六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廖海涛等以下270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1942年4月18日,由杜立特率领的美军16架B25中型轰炸机特别飞行中队,对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地实施战略大轰炸,并在完成轰炸任务后,安全降落在浙江衢州机场,此次轰炸震动了日本朝野,日本陆海军面临各方指责。
为了防范日本本土再次遭到美机轰炸,日军大本营策划了“浙赣会战”,旨在摧毁中国军队设在浙、赣两省的军用机场,并企图打通“浙赣铁路”沿线,掠夺这一地区的战略物资,川久保镇马与酒井直次率领第十五师团也参加了“浙赣会战”。
1942年5月15日,第十五师团从萧山向衢州方向攻击前进,在经过诸暨渡过浦阳江南下,在兰溪遭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军新编第21师、第四十九军第63师和第二十一军第146师等部队的顽强狙击,双方展开激战数日,进而形成对峙状态,酒井直次不得不赶赴前线进行督战。
为了迟滞日军的进攻,兰溪守军中的一个工兵营,在5月27日夜间埋设了十几个地雷群,当28日凌晨日军进攻时,日军不断踏响地雷群,将日军炸得人仰马翻,不得不停止进攻,由第十五师团工兵第15联队进行排雷作业,然后再伺机发动新的进攻。
5月28日上午10时许,川久保镇马与酒井直次等一行人,在抵达兰溪城北1.5公里附近时,酒井直次的坐骑不偏不倚正好踩中漏掉的深埋地雷上,酒井直次的坐骑被当场炸死,由于受到马匹的遮挡和保护,酒井直次尽管没有当场毙命,但是他的左脚却被炸得粉碎,左腿也被炸得皮开肉绽,最终因失血过多,于当日下午14时许不治身亡。
酒井直次的遗体次日被就地焚烧火化,仅保留了部分头发、指甲和骨灰,日军严密地封锁了消息,而中国军队并不知道酒井直次已经被地雷炸死,因此国民政府并没有对相关部队官兵进行表彰,直到当年9月27日,日军在杭州举行“浙赣战役阵亡将士追悼会”时才对外披露,但也并没有引起国民政府的关注,只有《新华日报》刊登了一篇《兰溪五月之役毙敌酒井中将》的简讯。
1942年8月1日,川久保镇马被晋升陆军少将,翌年3月11日,被调到日军第八方面军第十七军,接替竹原三郎少将出任第六师团步兵团长,负责指挥该师团步兵第13联队、步兵第23联队和步兵第45联队作战,时任师团长为神田正种中将,参谋长为山之内二郎大佐,该师团此时被美军围困在布干维尔岛上。
1943年6月21日,川久保镇马被调任日军第八方面军司令部附,辅佐司令官今村均大将和参谋长加藤钥平中将,该方面军司令部设在拉包尔,由于日本海军丧失了制海权,导致所属部队补给中断,不得不依靠生产自救进行维持。
1944年2月5日,川久保镇马被调到第八方面军第十八军,接替室谷忠一少将出任第五十一师团步兵团长,负责指挥该师团步兵第66联队、步兵第102联队和步兵第105联队作战,时任师团长为中野英光中将,参谋长为青津喜久太郎大佐,此时该师团被部署在新几内亚岛莱城驻防。
随着日军在新几内亚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都被美澳联军控制之后,日军第十八军所属各师团的补给基本断绝,第五十一师团也陷入了饥寒交迫之中,官兵们不得不从椰子树上提取淀粉充饥,并开垦土地进行生产自救。
1944年10月,美军从新几内亚战区撤出,集中大量兵力反攻菲律宾群岛,由澳军取代了美军在这一地区的作战任务,并从11月开始,对第十八军各师团展开了猛烈地进攻,此时日军战斗力已经大为减弱,除了做困兽犹斗之外别无选择,为了激励川久保镇马等人的斗志,其于1945年4月30日被晋升陆军中将。
日军第八方面军所属部队,最终在苟延残喘中,等到了裕仁天皇发布的《终战诏书》,同年9月13日,日军第十八军司令官安达二十三中将,率领各师团残部在新几内亚的威瓦克向澳军第六师缴械投降,该军从初始时期的10万余人,至投降时仅剩下1万人左右,皆因战损伤、饥饿和热带流行病而导致大量减员。
而第五十一师团兵员更是所剩无几,早在1942年11月上旬,该师团从广东中山调往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岛,其中一部由日本海军“早潮”号驱逐舰输送,途中遭遇美军岸基飞机轰炸,因舰上弹药库被引爆而沉没,就导致该师团兵员伤亡过半,如今幸存官兵更是屈指可数。
川久保镇马与安达二十三、中野英光等将官配资王,都被澳军送到指定的战俘集中营关押,但是仅安达二十三中将被判处终身监禁,而中野英光、川久保镇马等人并没有被追责,并很快就被遣送回国,川久保镇马死于1979年5月7日,其生前曾获得一枚功四级金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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